2016-03-04 TCW
她，打造亞洲最大綜合私募基金，資產規模2千多億元，有頂尖學歷、成功事業、銀行家另一半、可愛的兒子……
卻在這樣的人生顛峰，命運對她開了一個殘酷玩笑，她在公司開會時突然昏倒，一瞬間，從天堂跌入地獄。
她癱了，全身只剩下眼皮能動，但，為了家人，她努力不懈；用眼皮跟外界溝通，衝破無助的軀體，她要證明：「我的勝利人生，才正要開始。」
在香港一次開會中，她突然昏迷，只剩眼皮會眨天之驕女，重摔谷底
這是一個極為困難的採訪，是我記者生涯二十多年來，從沒遇過的。
「A、E、I、O、U……」眼前的採訪對象，頸部以下癱瘓，不能言語，只能透過眼皮，一個字母一個字母，緩慢的拼出英文單字。
病前，打造兩千億規模創投公司
她是王樂怡。
曾經，她是天之驕女，擁有能讓全世界女人羨慕的一切。
她擁有頂尖學歷，美國名校史丹佛大學、哈佛MBA畢業。
她事業如日中天，曾任職美國高盛集團商業銀行部營運長；十年前，她與兩位好友，在香港創辦亞洲規模最大的綜合私募基金Asia Alternatives（簡稱AA），並擔任總經理。目前AA總資產規模高達六十五億美元，約新台幣兩千多億元，舊金山、北京、上海都有辦公室。
她的父親是台灣創投教父——怡和創投集團董事長王伯元：她的先生——印度裔卡畢爾.密斯拉(Kabir Misra)，是日本軟銀集團(SoftBank)創辦人孫正義的左右手，擔任軟銀私募基金的負責人，也是孫正義派駐阿里巴巴董事會的代表。
她有兩個活潑可愛的兒子，也熱愛旅行、美食。「這幾乎是完美的人生，」她的爸爸說：「她教育程度好，嫁的丈夫又好，有小孩、有事業，朋友那 多，大家都喜歡她。」
病後，小兒子沒聽過她說話但，六年前的一天，她突然倒下，在香港辦公室開會中，因頸部動脈剝離而昏倒，昏迷三天後，第四天醒來時，頸部以下完全不能動。猶如法國《ELLE》雜誌前總編輯《潛水鐘與蝴蝶》故事翻版，迎接她的，是一個身體的牢籠，一個癱瘓的人生，全世界沒有人會羨慕的慘況。
當時，大兒子四歲、小兒于才出生四個月。六年來，小兒子沒有聽過媽媽的聲音，他常常問管家：「媽媽為什麼不能動？」
她眼睜睜看著兒子長大，卻不能喚他、抱他、親吻他。
「這就是命吧。從那時候最好的狀態，掉到最壞的狀態，」六年後才願意開口談女兒的王伯元，如今回想當年的事，仍然數度說不出話來，「唉，我不想談……。」
但她不甘心沉浸在最壞的狀態，縱使全身只剩眼皮能動，意志卻因此更強大，她用盡全力，要抓回完美人生。她每天復健，做到滿身大汗，重複失敗、疼痛大叫，卻沒放棄。六年過去，如今手指能動，能坐、能稍微站立。
一年前，她回公司上班，每週一天，用眼皮參與公司投資決策；她參加小孩學校活動，定小孩讀書計畫；也指揮十五個兼職看護，定績效考核表。她大膽寫下「快樂清單」，開始旅行，陪孩子去樂高樂園、迪士尼樂園；她也看電影、吃最愛美食，即便得切得細碎，才能吞嚥。
今年二月，她在病後首度重回六年前倒下之地——香港，參加自己創辦的AA總公司成立十週年活動，與上百位好友同事見面，阿里巴巴創辦人馬雲也參與其中。此行她也返台參加上百位親友的家族晚宴，並接受本刊獨家訪問。她更花兩年時間，出版英文書籍《Reflections on A Changed Life》(暫譯：我那被改變的人生)，書中文章，是她花兩年時間用眼皮寫成的，對於未來，她這樣說：「多數人把(我的)勝利，定義為能行走；但，對我來說，勝利代表的，是快樂。」
「我想像(有一天)能飛到巴黎吃馬卡龍，或是到峇里島游泳。我整個世界大開，我可以預見自己做到每一件事，我的勝利才要開始。」
而，她更希望，有一天她能用雙手，緊抱兩個心愛的兒子。
「人們對你，就像是你沒大腦一樣」尊嚴，一夕瓦解
那是王樂怡腦中風前的最後晚餐。
「誰知道我的最後一餐，會是跟這四人一起吃飯？」王樂怡在《我那被改變的人生》書裡，描述出事前那一晚。
那夜，她在香港一家名叫「阿里郎」的韓國餐館，跟兩家私募基金的負責人，吃著韓國烤肉、喝著燒酒，當時她全家住在香港，這在外資圈是很平常的一頓晚餐。
隔天，她在香港辦公室開會時，突然中風昏倒，立即被送往香港知名公立醫院瑪麗醫院急救，昏迷三天後清醒，轉到美國舊金山灣區醫院治療。
她清醒後發現，自己竟然成為意識清楚、不能說話只能躺在床上的癱瘓病人！醫學上稱為「閉鎖症候群」，仿佛一個與外界斷鏈的靈魂，被禁錮在不聽使喚的軀體裡，心靈黑牢讓她痛苦不堪。
那年，她才三十九歲，正攀向高峰。
發病前兩年，她和另外兩位華裔女性成立的AA創投，在金融海嘯期間募到第二支基金，金額高達九億五千萬美元，約新台幣三百多億元。專門報導私募基金動態的專業期刊《PEI Asia》，將她們列為年度風雲人物之一，「在金融海嘯中，她們創造了話題。」該雜誌這樣描述。
如今，AA管理的資產高達六十五億美元，約新台幣兩千多億元，十年間成長了十一倍，是亞洲最大的綜合私募基金。
她熱愛美食，卻失去咀嚼功能
王樂怡在同學眼裡，是一個聰明、認真又會玩的學生。她在史丹佛大學主修經濟及國際關係，但她卻連高等微積分、物理、量子力學的課都修;她除了英文母語，中學時回台北學了中文，還會說法文、日文。
她熱愛工作，丈夫形容她是「工作狂」，只要忙起來，就會一直不停的工作，「她可以整天都不用上廁所，連休息一分鐘也不願意。」
她熱愛美食、美酒，鵝肝醬、馬卡龍，還曾跑到巴黎的米其林三星餐廳當實習生，甘願被主廚大吼，也要窩在廚房學做佳餚。美食主義者，卻一夕問被奪走了咀嚼吞嚥的能力。
「誰會知道，隔天我就變成又啞又四肢癱瘓，只能用眼睛打字的人？」「如果那是你最後一次自己進食，你可曾想過那一餐會是什麼？」她永遠記得那個她能獨立自主決定一切的夜晚。
她昏迷後醒來，人生變調。食衣住行樣樣得靠人協助才能完成，不能說話、不能坐、不能站、不能吞嚥，吃飯得先將食物打成泥，用長長的胃管將一團泥打進胃裡面;洗澡、更換內衣褲、包尿片，任何一件小事，都得依賴看護，才能讓生活繼續。
長達半年時間在醫院復健，她心情跌到谷底，得看心理諮商，吃藥抗憂鬱症;王伯元擔心女兒，每個月赴美國看她，調動大批親友員工，輪流到美國陪伴她，先生卡畢爾也向孫正義請假一年，照顧她和兩個兒子。
中風前，王樂恰將公司、家庭處理得井然有序，「她很聰明，條理分明，」卡畢爾形容她，「她會處理所有的事情，她每件事都會安排好，而我只要人出現在那裡就好了，我什麼事也不用做;而在那(中風)之後，我得負責大部分的事情……。」他回憶全家最低潮的那一年。
她思緒清晰，卻連跟看護抗議都難
沒有尊嚴，讓她深深痛苦。
「人和動物之間，差別究竟在哪裡？」因為，「人們對你，就像是你沒有大腦一樣，」她用眼皮眨出這些話。這是閉鎖症候群最難適應的事情，因為他們心智清晰，卻無法表達。
「不要把我當成動物，或是沒有生命的物體，」有時，她想跟看護抗議，但，她有話卻說不出口，無法表達自己的看法，「當你被擦拭時，也就失去了獨立性和自己原本的身分。」她說。
「出於自私，我真希望我就這麼死了，」在長達一年的低潮期中，她曾有過死亡念頭，但，她連求死都難。
意識清楚，卻無法表達的痛苦，深深折磨著「閉鎖症候群」患者。二〇一二年，一位英國閉鎖症候群患者，向法院請求「安樂死」卻遭駁回。他七年前罹患閉鎖症候群，神志清醒，但脖子以下癱瘓，無法說話，七年來過著生不如死的生活，於是他向高等法院遞狀，要求讓幫他安樂死的醫師，能免除謀殺罪名，但遭法院駁回，他聽到判決後激動大哭，「法律要把我打入沒尊嚴且悲慘的生活煉獄，」他在判決後拒絕進食，一週後因肺炎過世。
這種一心求死的心情，王樂怡也經歷過:「喔，我多希望他們用了heparin(抗血栓劑，防止血栓擴大)，也許能減輕傷害，也可能殺了我：：任何情況都好過現在這樣。」
在最低潮時，她甚至一度對信仰的基督教產生懷疑，「為什麼是我？為什麼這件事會發生？信仰既給我希望，同時又如此不足，萬能的救世主為什麼不能治癒我？」
跟管家競爭小孩的愛，總感覺被撕裂母子，失去對話
「願你的國降臨，願你的旨意行在地上。」
身為基督徒的王樂怡相信，上帝旨意若能在人間實現，那人間就是天堂。
但，她卻離這天堂很遠。這條通往天堂之路，是由荊棘鋪成的。
孩子是鮮花，也是荊棘，是她的最愛，也是最痛。
原本理所當然的媽媽角色，在生病倒下後，被管家取代。賴瑞（Larry）原本是她的秘書，後來成了她的管家，每天來家裡上班，同時也照顧兩個兒子。
小兒子Caillou跟賴瑞非常好，好到讓身為媽媽的她忌妒，當她看到賴瑞帶著小兒子嘗試新事物時，「我總是感覺被撕裂，因為他會記得的是賴瑞，而不是我，我希望Caillou能經歷一切，但自私的，我希望和他一起經歷的是我。」
「 Larry是我的管家，他是我的聲音、我的手臂、我的腿。我非常感激，卻也忌妒他。他做得越好，越彰顯出我的無能;同時我也把他視為對手，要和他競爭我孩子的感情。」
有一次，她和小兒子一起看動畫電影，但小兒子卻要賴瑞陪，而不要媽媽，「我為孩子們高興，但為自己悲傷，」她用眼皮記錄了內心感受。
兒子總問大人：媽媽會不會好？
小兒子從沒聽過媽媽說話，從沒看過「會動」的媽媽；大兒子Ton Ton對自己四歲前的媽媽記憶很深，很懷念「會動」的媽媽。
照顧王樂恰三年的看護Lala說，隨著兩個孩子長大，他們總會問一些關於媽咪的問題，大兒子會分享和父母住在香港時的快樂回憶，每當醫生、朋友來到家裡，他都毫不遲疑的問每個大人：「媽媽會不會好？」
一旁的王樂怡，聽到大兒子這樣問，就傷心流淚。
小兒子也常讓她淚崩。他非常外向，什麼都不怕，他會當著媽媽面前問：「為什麼妳要坐輪椅？」「妳什麼時候可以說話？」
他一想到什麼，立刻就問，這些問題讓王樂恰哭泣。但，她還是拼出最好的答案，「她總是和孩子們保證，媽媽非常努力的朝康復邁進，」Lala說，得到媽媽的答案，孩子們才滿意。
兩個兒子也告訴Lala：「我知道我媽媽很努力，我都可以聽到她在復健室裡(因肌肉拉扯)尖叫。」
在妒忌、傷心、盼望交織中，她努力保持理性，盡全力維護跟孩子的感情。孩子們會跟媽媽出去，看電影、逛遊樂園，或簡單的出去走走，他們會坐在媽媽的大腿上，甚至為了輪到誰坐吵起來；他們睡覺前禱告，拜託上帝幫助媽媽康復，他們知道自己很幸運，還能有媽媽在身邊。
但，考驗如利劍隨時射出，不只是親情的刀，還有員工的刀。
看護偷跑事件，也在她家上演
中風後，看護變成她的聲音，最親密的代言人，但，她卻無法控制或挽回他們，例如一次最令她痛苦的「背叛」。Dibya是她住香港時的傭人，認識中風前的她，她認為。Dibya認識她的全部，和別的看護不同，因此非常在意她。
「我的新世界是輪椅出入口、是殘障停車、電梯和私密空間……，他們不了解真正的我，我遠遠超過我的失能。我的情況是讓我能優先停車，僅此而已。」她渴望身邊的人了解真正的她，而Dibya是少數人之一。
但，Dibya卻在一天夜裡偷跑，對她打擊很深。「我感覺我的世界都被摧毀了，其他的照顧者沒有人認識中風前的我，對他們來說，我不過是個啞巴的癱瘓者。」
長期照顧重症患者的壓力，無法用金錢或情感來彌補。這種殘酷的戲碼，已在全球成千上萬的家庭裡上演，儘管王樂恰的經濟條件比別人好太多，還是難以逆轉人性。
曾經，一位照顧她四年的看護，王樂恰讓兒子跟她兒子一起過夜，原以為這位看護最有同理心，但還是不告而別。
「我不過是她可以轉身走開的工作，」她認清，自己必須更堅強：「我只能依賴我自己。」
縱使認清現實，人際關係的不安全感，仍深深籠罩著她。
她的另一半卡畢爾，跟我們分享一件事。他們夫妻都在創投界，兩人的朋友完全重疊，但王樂恰生病後，全家從香港搬到美國加州，卡畢爾因為工作關係，認識了一些新朋友，王樂恰卻不認識，當她知道後，大哭十五分鐘以上。
「她說，她了解到我們的生活不再相同，出現了差異。」卡畢爾坦言。
又例如，兒子同學的爸媽，不認識以前的她，對待她就像一個病人一樣，這也讓她很不好受。
新的人際關係讓她感到挫折，為了尋找自信，她計畫了今年二月的亞洲行。
她每天積極復健，跟疾病賽跑，有時，挫折卻如影隨行。
王樂恰兩年前照了CT掃描，結果顯示她的假性動脈瘤正在變大，讓她害怕:「我這麼努力活著，結果還是可能死去。」所幸，最後發現那是誤診。
這件事，讓她了解到必須更警覺照顧自己，而且，絕對不能放棄。
她的情緒控制也常出現問題。
有一次，她在教堂聽講道，突然停不住大笑，最後卡畢爾和看護安妮，不得不把她推出教堂。又有一次聽歌劇，她大聲哭泣，看護也只能帶她離場。
她想改善這情況，一天吃三顆藥控制憂鬱情緒，「我想這是免不了的，不過她(現在)開心的時候比不開心的時候多，這個是關鍵。」卡畢爾說。
如今，她仍經常自問：「如果上帝不會治好我？」她還是會感到恐懼，但更多時間，她相信：「祂的國度沒有苦痛、沒有死亡，沒有眼淚，我不會中風，每個我愛的人都會在那裡，我的恐懼會一掃而空。」
每天寫一篇》她的為子祈禱文，連理財都教
王樂怡很重視和兩個兒子的溝通、教育，為了讓兒子明白媽媽的期待，她每天用眼皮寫下為子祈禱文，讓孩子在睡前讀。以下節錄片段。
親愛的主，請告訴TT(長子)，我們不會在客人面前處罰他，因為這會使他難堪，我們享有同樣的尊重。
如果在客人來訪時甩門，我們會懲罰你。還有，鞋子要放在玄關，如果你不想找不到你的鞋子，就要把鞋放好，否則我會藏起來。
你現在也有銀行帳戶了，要好好利用，因為你可以從帳戶賺到複利。例如，如果在戶頭存進一百美元，一年以後可以拿到一百零三美元。兩年以後，你可以拿到一百零九美元，三年後一百二十七美元。
當你要買需要的東西，應該找尋最便宜的價格，不要浪費。要常常檢查你的利息有多少。奉主的名求，阿們。親愛的主，請告訴Caillou(次子)知道打人是罪惡的。對於打人或戲弄，我會一視同仁不警告就處罰。
我愛你，也正試著讓你加入籃球隊。你和大家都相處融洽，不過應該要像TT一樣，找個跟你一樣大的好朋友。請告訴Caillou，接下來兩個星期，我會因為復健很忙……。我每個月會有兩星期接受Neuro-IFRAH(復健治療)。
記得要把治療當成是(我)去上班，我做這些都是為了你，我希望有一天能把輪椅丟掉，能夠抱抱你。奉主的名求，阿們。 (整理.賴寧寧)
上班、旅遊、陪兒子讀書，更鼓起勇氣參加同學會！修復，不眠不休
「我不變的特質就是不屈不撓。」王樂怡說，「為了復原，我不眠不休。」
持續復健六年，現在的她，拇指能動，能坐，也能稍微站立。更令人驚奇的是，有一次，朋友Betty要從她加州的家離開時，她竟然發出一聲緩慢卻非常清晰的「Bye!」
「那是我幾乎三年來，第一次聽到她說話，她的臉上露出驕傲與喜悅，但我猜她更得意的是，把我嚇得驚魂未定吧。」Betty說。
不止身體情況改善，她也努力掙脫心靈牢籠。
相較於許多重症者不願見到以往好友，她參加大學同學會，飛到香港台灣見老同學、老朋友，重新和過去的人際關係接軌。
史丹佛同學會那個週末，改變了她
看護Lala回憶，有天她收到一封信，是史丹佛大學邀請她參加畢業二十週年的同學會，當Lala把內容讀給她聽時，她很快就說不想去。
因為不去，她做了一個同學會網頁，讓大家知道，也許她可以參加下次聚會。
六個月後，有一天，Lala在王樂怡的房間時，她拼出她的最新決定:「我想去參加同學會。」
Lala非常震驚，沒想到她會改變心意，當時距離同學會只剩一週。
那天Lata休假，她自告奮勇同去，因為她知道那對王樂恰多麼有意義。她準備了四盒面紙，猜測王樂怡會看到很多舊識，必須解釋她發生的事，可能會觸動情緒，大哭一場。
王樂恰準備一本相簿，裡面有她、先生、小孩，還有一頁說明她從史丹佛畢業後所做的事。
當她們到達同學會，Lala把相簿交給每個來問候的同學，出乎Lala的預料，王樂恰完全沒哭，她透過Lala跟每個人聊天，大家對待她就像從前那個「宿舍的王樂怡」一般。
「我覺得同學會的那個週末，改變了王樂怡，朝適應她的新生活邁進，這證明了她還是跟以往一樣，還是那個外向的人。」Lala說。
她的外貌也開始改變，最明顯的，是彩色指甲，「指甲，是我靈魂的倒影。」
每隔四個星期左右，美甲師會到她家，一開始，她只要求塗上透明指甲油，腳趾塗上紅色。後來，她的指甲有粉紅色、綠色、橘色和紫色，「我的靈魂被稀奇古怪、樂趣、喜悅所占據，」她要跟晦暗的世界告別。
仿高盛用KP-管理員工
她更用眼皮管理一個家、一間公司、一個龐大的基金。
許多人好手好腳做不到的事，她卻用眼皮完成，關鍵在於邏輯力與意志力。她有十五個看護，輪流照顧她的生活起居，她模仿曾任職過的高盛集團的績效考核表，訂下管理看護的KPI表格，每年年終進行績效考核。
她將看護分兩類，能幹型的看護，能夠精準的幫她表達意見，就擔任她的翻譯官、發言人，陪她到公司開會、出席公開場合，幫她收發E-mail。像本刊為求證一張她與希拉蕊的合照，發E-mail到美國給她，三小時後收到她的回覆，一般人的回信速度，都不見得比她快。
溫柔型的看護，則負責調理健康食物、餵食、給藥，協助她料理家務，照顧她也照顧孩子。
提到照顧王樂恰的感想，Lala說：「雖然我只認識癱瘓後的她，但，我發現，她從未讓自己的身體障礙，來阻礙她想要完成的目標。」「雖然她不能說話，但，總是會拼字給我，告訴我哪裡做錯，或是告訴我她要怎麼做。」
她用眼皮陪大兒子讀書。
Betty形容，在週末，Ton Ton很有耐心的一字字將故事念出來給媽媽聽，他看著媽媽的眼睛，等媽媽眨眼認可了，才會翻到下一頁，「那是一個珍貴、親密的時刻。」Betty說。
她每天用眼皮寫下為子祈禱文，入睡前讓孩子在身旁一起讀，藉此教導孩子規範。例如一篇為十歲長子所寫的祈禱文，訂下手機使用規則：
一、不能在手機上玩遊戲。
二、不能玩社群媒體。所有的大學和企業都會查看你的臉書和Instagram，有可能對你不利。
三、不能邊走邊玩手機。
四、可以看YouTube，但必要時我會查看你的搜尋紀錄。
五、照顧好手機，不要弄丟或摔壞。
如果你能遵守這些規定並好好照顧弟弟，我會考慮明年生日為你換一支更好的(手機)。
她教孩子如何用銀行戶頭賺取複利(詳見第一百零五頁為子祈禱文)，也用眼皮做投資決策。
每週上班一天，參與投資決策每週一天，她到AA的美國分公司上班，參與公司投資決策，透過看護表達看法。輪流陪她上班的看護有三位，都須簽訂保密契約，以免公司決策外洩。她透過看護回E-mail，內容就像她在說話一樣；她也透過眼皮，跟好友Betty聊遍所有話題，對每件事都有強烈意見，如果與她意見不同，她會眨一個「白眼」回給好友。
「最近兩年，我在樂恰身上看到一個新的改變，」Betty說，她過去總是完美主義，試著取悅每一個人，現在她只關心對她重要的事，她的親人朋友，她不再被別人的期待所困。
「當我想到自己，總是浮現出一個不能說話的癱子，這是當我中風時，醫生下的診斷，但，我知道我的中樞神經並沒有被切斷，我只是肌肉纖維虛弱、神經訊號虛弱，當我想到這點，我學會避免(替自己)下標籤。」
「我不是癱瘓，只是虛弱。」王樂怡這樣定義自己。
我的勝利，才要開始！
「啊啊啊……」迄今我忘不掉這個哭泣的聲音。
那天，採訪王樂怡最後，我問她，有沒有話要對爸爸說？她突然激動起來。
她一邊流淚，一邊對著旁邊的看護眨眼，看護代替她說出想對父親說的話：「謝謝您常常飛來（美國）看我，謝謝您為我所做的一切。」
父親與丈夫，是王樂怡生命中兩個最重要的男人，尤其在她中風之後。
她在香港中風清醒後，由於香港、台北兩地的居住環境，對殘障人士並不友善，王樂怡全家搬到美國居住並接受治療；這六年來，王伯元成了空中飛人：「我都成了華航VIP！」
王樂怡的母親在她十五歲時過世，王伯元「同時是父親，也是母親」，他一手帶大兩個女兒，父女感情很深；尤其王樂怡和爸爸都在創投業界，「我們同時是生活上、生意上的好夥伴，」他的一篇給女兒的信中這樣說。
女兒中風，王伯元如椎心之痛，他透過書信寫著:「也許妳不知道，從妳生病那一天起，幾乎沒有一刻不想到妳。
我向上帝祈禱，希望我能代替你受所有的苦……。我找遍所有專家名醫，希望有治癒的方法，我從未放棄找尋新療法來幫助妳痊癒。」
「你擔心女兒的婚姻關係嗎？」我問。「那是我第一年最擔心的，後來就不擔心這問題了，」他說。
「我最擔心的，是她身體的問題，因為，中風一次的人，很容易中風第二次，第二次中風就很危險，你不知道什麼時候會發生。」
即便女兒復原情況不錯，王伯元依然憂心忡忡:「那是復健，那個病因還在啊。」他內心最害怕的，不是女兒的婚姻，而是維繫一切最根本的，生命。但婚姻對於王樂恰，卻是重要支持。她的先生卡畢爾這次陪同回台灣，接受本刊採訪時說：「除了生病第一年，我不覺得她跟以前有什麼不同。」
她生病後，兩人一樣為了孩子吵架，卡畢爾把她當成與過去一樣的妻子，「(我們爭吵)都跟孩子有關，例如她希望他們少看一點電視，還有不能喝可樂，不能吃玉米片。」
我問卡畢爾：「她曾經要你離開她嗎？」他立即回答：「沒有。」
頓了一下，他解釋：「她絕不會說『你可以離開我』，因為這就表示她投降了。因為這是這場戰鬥的一部分。」這是他理解的強悍妻子。王樂恰倒下後，卡畢爾對她說：「我們需要妳活著來照顧孩子，來經營我們的家，妳要好起來。」
回應家人的期待，她奮鬥不懈。她詮釋「勝利」對她的意義：「勝利對我來說，不過是個開始，現在要談怎麼做，而不是結果會如何;我可以預見自己做到每一件事。」
「我的勝利，才要開始。」
撰文者賴寧寧、吳和懋